《子非鱼》充满哲理的中篇小说

野战军

《子非鱼》基本上是一篇纪事性小说，故事以彭泽县黄花乡和杨梓乡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乡村知识分子一生的故事。小说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原载《大家》2004年纪念创刊10周年特刊，《小说选刊》2004年第11期选载，2006年获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












[ 本帖最后由 野战军 于 2008-3-7 21:23 编辑 ]

野战军

子非鱼        

                                   汪  晟

    我一直认为大舅的一生过得不仅马虎、潦草，而且有些荒诞不经，就像一位算命先生说的：“此命般般事难成，驳杂多端过一生”。可大舅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认为自己过得不错，甚至很好，他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八三年夏初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日子；地点是江西省彭泽县黄花畈公社（不久改叫了黄花畈乡）东方红大队（不久改叫了神童岭村）他自己的家里，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年届七十的老人。他是当着当时省、地、县、公社部分领导同志的面说这句话的，说完后还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了两声。他说这句话时的身份是江西省彭泽县黄花畈公社的一名社员（电视和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听他说这句话的人除了省、地、县、公社的部分领导同志外，还有中央某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几位外省的厅级领导干部。也就是说大舅是在一个十分庄重、热烈，规格很高，在黄花畈甚至彭泽县都是史无前例的场合说这句话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省电视台和地区电视台的摄像机都正好对着他，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照相机。看到那晚省电视新闻和地区电视新闻的人后来都对我说，你大舅当时谈笑风生，镇定自若，一派大将风度，一看就知道是干过大事的人。彭泽县一中的一位退休语文老师对当时地区电视新闻的画面更是记忆犹新，他在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之后对我说：“显然没有一个领导听懂你大舅的意思，还以为你大舅是在感谢他们，一个个面露微笑，连说应该，应该，我们早就想来看看老首长了。”“我当时都差点笑背了气。”那个退休语文老师有点夸张地说，说完又补充了一句：“看得出你大舅读过不少书，而且肯定读过庄子。”

    大舅当然读过庄子，大舅那么爱读书怎么可能没读过庄子呢？要是没读过庄子那大舅就不是我大舅了，大舅连名字都像是庄子给取的。庄子当然不可能给我的大舅取名字，庄子要是给我的大舅取名字那他也就不是庄子了。大舅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大舅的名字是外公取的。大舅的名字叫什么呢？大舅的名字叫朱云鹤。据大舅讲，外公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一生都过得像闲云野鹤一样悠闲自在，而大舅自己也认为他基本上没有让外公的希望落空。这是我一直不明白他的地方，我总觉得大舅是在自欺欺人，我不知道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还有谁的一生过得比他更糟糕更马虎更潦草更荒诞不经，而他又是完全可以过得不糟糕不马虎不潦草不荒诞不经的，甚至可以过得很好，比很多很多人都好。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大舅如果能把他年轻时候走过的那条路走到底，那他后来的事业会做到多大，人生有多辉煌，那真不是我的那点想象力想象得出来的。为了让我的这一说法具有说服力，我不妨将后面的两个细节提前在这里作个交代：

    1、当六十多年前，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邓小平被贬到江西中央红区某县担任中共县委书记时，比邓小平还要小不少的我的大舅朱云鹤也正在他的家乡江西省彭泽县担任着比县委书记小一点点的职务——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委书记兼任）。这是《彭泽县革命斗争史》一书上明明白白写着的。书上原文是这样的：“1936——1940年，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兼政委，陈运开；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分队队长，朱云鹤。”

    2、1992年，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北京逝世，自己的生命也正处在弥留之际的我的大舅竟悲痛不已，用生命中残存的最后一点力气哭喊着：“李师长，我这就见你来了！”

     看到这里大家已经知道，我的大舅不是一般的大舅，我的大舅跟很多人的大舅有些不一样，我的大舅是有很多故事可讲的。 大舅当然有很多故事可讲，大舅要是没有很多故事可讲我这篇小说也就写不下去了。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大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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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舅是七岁那年开始跟着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读书的，此前的三年课蒙不算，要是把三年课蒙也算上，那大舅读书的时间就有十一年，比现在国家规定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时间还要多出两年，也就是说大舅接受了至少八年的正规私塾教育。能读八年私塾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凡是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读了八年私塾是完全可以算得上知识分子的。如果仅仅就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知识而言，大舅就是放在现在也算得上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助教时，为写一篇论文就曾多次向大舅请教过《周易》和道家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并得到他的指点。当然，不是所有读了八年私塾的人都有这么深的学问的，大舅之所以读了八年私塾却比一般读了八年私塾的人有学问，主要在于他是一个聪明好学、悟性很高的人，所以同样是八年时间他学到的东西就要比别人多。这是大舅自己说的。大舅是一个从来不会谦虚但也不会乱吹牛的人，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大舅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毛主席一生说过的话万万千千，他最喜欢的只有两句，第一句就是“实事求是”，第二句是“为人民服务”；他最不喜欢的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想进步他自然就会进步，不想进步自然就会落后，跟谦虚和骄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甚至认为谦虚和骄傲一样也是会使人落后的。知道大舅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所以他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相信的，只有关于1947年的所有话语才让我心存疑虑。因为我们之间的每一次谈话只要一涉及到1947年这个年份，能说会道的大舅总是会突然间变得词不达意，语焉不详。显然，1947年对于大舅来说是一个不愿意去回忆的年份，也正是这个年份使大舅本来就有些荒诞不经的人生又增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大舅说，在他读私塾的八年时间里读了不少书，其中就包括老子和庄子。书读得多当然是好事，这是个连三岁的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对大舅来说好象不是那么回事。我常常想，如果大舅没有读过书或只读了三年或两年，那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像绝大多数乡下人一样守着几亩薄田，走过虽含辛茹苦却也儿孙满堂、平和安静的一生，而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可大舅偏偏读了八年私塾，而且像他自己说的“聪明好学、悟性很高”，这就注定他不可能像一般乡下人那样过一生。可我总觉得更致命的问题还不是读没读书，而是出在他的性格上。是他怪异的禀性使他成为乡村的一个另类甚至可以说是废物。当然，如果他不读庄子，或许情况又会有所不同。

十六岁那年，读完八年私塾的大舅已是一个清秀儒雅的乡村少年，他的仪态风度和聪慧使他在黄花畈成千上百的少年中显得卓尔不群。本村和外村那些经验丰富的媒婆们像是早就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她们带上写有自己村里最出色的姑娘的生辰八字的帖子，像春天里采花的蝴蝶一样纷纷涌入外公的家门，她们一个个都把自己收拾得像新娘一样花枝招展，然后在我的外公面前搔首弄姿一心要使自己介绍的姑娘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至于一直坚持认为“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外公竟被这些花枝招展的半老徐娘弄昏了头，连接下帖子就意味着同意亲事的这样一个老规矩都忘了一干二净，将所有媒人送来的帖子全部接了下来。在随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我的外公竟突然中断他坚持了几十年的夜读习惯，把研究那些姑娘的帖子当着了他夜晚的一项主要工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外公异乎寻常的热情曾使外婆一度怀疑他是在为自己挑选二房。外婆一气之下竟跑回娘家也就是我的老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

在媒婆们纷纷上门为大舅说亲，外公也因此整天兴奋异常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大舅却一直像是一个局外人，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了无兴趣。他整晚整晚地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研读一本名叫《一着敌天下》的棋谱。然后在天亮之后提着他那副特大号象棋游走于黄花畈上的各个村庄找人与他对奕。我曾向黄花畈上很多跟大舅年纪相仿的老人打听是否读过这本棋谱，他们一致表示他们要是也读过这本棋谱，那么“彭泽象棋第一人”的桂冠就轮不到我大舅头上了。后来我又请教过我们这座城市里的许多象棋高手，其中包括一个叫詹古风的老人。多年来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象棋大赛的冠军几乎都是让这个叫詹古风的老人拿走的。他之所以多少年来在我们这座城市都没有遇上对手，据说与他研读过大量的古代棋谱有关，而这些棋谱据说都是他家祖传下来的，不要说书店，其中有几本就是在因棋谱收藏完整而闻名于象棋界的芒城大学图书馆也根本找不到。可是当我问及这个叫詹古风的老人是否看过《一着敌天下》时，他竟然长叹一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看到这本书，老人甚至表示，若是能让他亲眼看到这本书哪怕是看看封面，叫他立即死去他都心甘情愿。  

拥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棋谱珍本的大舅，当然得有一副可以称得上珍品的棋子与之匹配。可大舅没有。这让大舅不能不有些苦恼。没有珍品棋子的大舅于是只好自己亲自动手制作。他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制作出了他那副特大号象棋。听说每一颗棋子都是用上好的铁木做成，每一颗棋子都差不多有小孩玩的拨浪鼓那么大，以至于大舅不得不专门请村里的木匠师傅为他的象棋量身订做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木箱。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当清秀儒雅的大舅提着他的象棋盒在黄花畈上走村串户找人对奕时，总是有人把他误当成游方郎中，殷勤地请他到家中给病人看病。大舅也屡屡“上当” ，以为人家是请他去下棋，兴致勃勃跟着人家走。

正是由于过于沉迷象棋，所以到了本该对女人感兴趣的年龄，大舅却对媒婆们走马灯似的上门说媒视若无睹，对外公外婆的一次次劝说和开导置若罔闻。以至于后来竟做出用三十二亩良田换一副棋子的荒唐事来。多年来大舅拿良田换棋子的故事一直在黄花畈广为流传，它使得大舅败家子的形象血肉丰满，具有典型意义。我一直认为正是这件事改变了大舅后来的人生。多年来大舅村子里的人一直认为大舅会对自己年轻时候的愚蠢行为后悔不已，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多年之后当大舅偶尔谈到他年轻时候的这段往事时，我从他的话语里听不出半点悔意，大舅不仅没有半点悔意，他甚至对外公“为这么一点小事情想不开”很是不屑，他说“你外公也太拿不起放不下了。”对那副牛角象棋后来被自己扔进灶膛烧掉他倒是充满惋惜之情，他说“那副棋子简直是棋中尤物。珍品中的珍品。”大舅还趁机教导我不要为做错了什么事而老是后悔，因为 “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免不了要做些傻事的”。但我无论如何还是觉得用三十二亩良田去换一副象棋太不值得。可大舅又自有他的一套理论，大舅说，什么叫值得什么叫不值得？一样东西，哪怕它是一堆臭狗屎，你喜欢它，花多少钱买它你都愿意，都高兴，那就叫值得；一样东西，哪怕它美得像花，可你不喜欢它，你看到它就心烦，不要说叫你拿三十二亩良田去换，就是白送给你恐怕你都不想要。大舅就这么个人，什么事情到了他那里总是有他自己一套稀奇古怪的说法。有时细想想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黄花畈的人还是怀疑大舅的神经有点不正常。的确，大舅跟黄花畈上的许多人太不一样了。

我的故乡黄花畈是赣北有名的象棋之乡，即便是今天，你随便走进一个村庄都可以逮住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跟你杀上一盘。如果你去到黄花畈的时间正好是正月或农闲时节，你将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人在下棋的奇特景观，就像现在很多地方的人沉迷于打麻将一样。据说大舅年轻时曾与黄花畈上所有的象棋高手过过招，而且每次都必让对方一子，可是却没有一人赢过他。于是就有人给他封了那个 “彭泽象棋第一人”的称号。我曾问过大舅为什么他仅仅是在黄花畈上没遇到对手就被人封作“彭泽象棋第一人”？大舅说，赣北的象棋高手都在黄花畈，黄花畈没有对手也就是整个赣北没有对手，敢在黄花畈称第一也就敢在赣北称第一，而敢在赣北十县称第一自然也就敢在区区彭泽县称第一了。不过大舅又说封这些名号没有什么意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懂象棋的人才会热衷于这些跟象棋本身无关的事。大舅说“又不是比武，封什么第一第二。”大舅还说，象棋有道，没有悟到这个道，你就是下一辈子棋棋艺也高不到哪儿去。说是这么说，但大舅对那些人给他封 “彭泽象棋第一人”还是颇为不满，大舅说不封也就罢了，要是让我自己封干脆就封个“赣北无敌”拉倒。要不，封“黄花畈象棋第一人”也要比“彭泽象棋第一人”响亮得多。大舅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连连发出啧啧声，显然在大舅看来那些人太缺乏文字修养，竟连一个名号都取得不伦不类。

关于大舅与象棋的故事我听过很多，就是今天，只要一提到大舅的名字，黄花畈上凡是能下一两手象棋的没有人不知道。那些年轻的棋迷们在给我讲述大舅那些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时更是充满敬意和想往。在这些年轻人眼中大舅很有点高山仰止的意思，这让我感到很自豪。然而，黄花畈上的那些老人们似乎对大舅和象棋都没有什么好看法，他们说我外公本来颇为殷实的一个家就是叫大舅给活活败掉的，而大舅之所以成为败家子，据说全是因为受了那副牛角象棋的“蛊惑”。他们说大舅从那个外乡人手上买下那副棋子时那个外乡人的霉运已魂附在了那副牛角象棋的每颗棋子上，大舅后来的命运自然也就成了在劫难逃的定数。他们告诉我，外公家原本是有些钱的，而且可以越来越有钱。可自从那副牛角象棋进入外公的家门后，霉运也就跟着进了外公家的大门。当年亲眼见过那副牛角象棋的老人们虽然对大舅拿三十二亩良田换它很不以为然，但他们还是承认那“的确是一副难得一见的好棋”，它黑如墨、沉如金、润如玉。他们还告诉我，大舅之所以吃这么大个亏是因为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一个认都不认识的外乡人说他家遭了火灾你大舅竟然就信了。”“也只有你大舅才会相信。”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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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个自称来自芒河上游桥亭镇的外乡人是在一个初夏的中午来到神童岭村的。其时大舅正在村前芒河边的一棵大杏树的树阴里与邻村老屋韩村财主韩满金的儿子韩伯亚下棋。他们已经在那里下了一个上午了，可一局还没下完。大舅可能感觉到肚子饿了，就提出等吃过午饭再接着下。可他的朋友不答应，坚持要决出胜负再吃饭。于是大舅决定故意输给对方了事。正当他故意将中间的卒子拱过界河好给对方左边的一只马腾出位置时，站在他们身后已有好一会儿的那个外乡人忽然说话了，他说：“不揣冒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故意让棋的朋友该就是我要找的朱云鹤先生吧？”大舅和韩伯亚都不禁一愣，这才注意到自己身边还站着个陌生人。韩伯亚对这个外乡人的唐突有些不悦，正欲扬手示意他退到一边去时，大舅发话了，大舅说，看来这位朋友也是棋道中人，敢问高人家住何方？又为何来到鄙地？那人也不客气，自己拉过旁边的一只小凳坐了下来。然后不急不慢地讲起了他来黄花畈的缘由。

那人说他家住芒河上游的桥亭镇，一个多月以前就来到了黄花畈，目的是为他家传了十几代的的牛角象棋物色新的主人。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他明察暗访一个多月，几乎走遍了畈上的所有村庄，观看了不下一百局棋，却未能遇到一个真正的高手。后经人指点，说是黄花畈上只有朱云鹤先生才真正悟得了棋道。看了刚才的棋方知此话不假。说到这里，那人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从腋下拿出一个用黄缎子包了不知多少层的漆盒，放到桌上，打开，说道：“好马配好鞍，看来我的‘黑如意’非云鹤先生莫属了。”

原来漆盒里装的是一副黑得发亮的象棋。那人刚将漆盒打开，大舅和韩伯亚就不禁同时大叫了一声“好棋！”大舅伸手过去，捻出一颗棋子，只感到那棋子光滑如玉，沉甸甸如铁，大舅把玩良久，爱不释手。那人接着告诉大舅，棋子是用二十岁以上的水牛角的角尖磨制的，每只牛角只可做一颗棋子，也就是说这副棋是用十六条老水牛的角做成的。大舅连叹“珍品，珍品。”便细看上面的字，只见个个遒劲有力，古朴中透着飘逸，绝非出自一般匠人之手。大舅将三十二颗棋子逐一抚摸了一遍之后，忽然想起陌生人为何要将这棋中尤物送给自己，便试探着问道：“朋友缘何要以如此珍贵的棋子相赠？”那人说：“因为只有先生才受得起。”

大舅也就不再说什么，领了那人和韩伯亚回家吃饭。外公外婆走亲戚去了，只有管家和用人拐佬在家。见少爷领了朋友回来，拐佬立即买酒割肉准备午饭。

一餐饭吃下来，大舅已把那个自称刘积福的外乡人当作了生死之交。饭后，三人又谈起棋来。正谈在兴头上，那个叫刘积福的外乡人忽然长长叹了口气。大舅说，积福兄缘何不快？那人说，要是总能这样跟两位在一起谈棋论谱该多好。大舅说，那还不简单？只要你不嫌弃，住下来就是，我们也乐得多一个下棋论谱的朋友。那人又叹了口气，说，小弟怕是以后再也难有这样的闲趣雅兴了。接着便讲起了他家中遭受火灾的事情。

那人说他家原本是很富有的，可一个多月前的一场大火让他的家一下子败了下来。“家中所有的家产都烧光了，就剩下了这副棋子。”那人说，接着再三向大舅讲到这副棋子的灵性，比如这次火灾，连原本装它的洋铁盒都烧熔了，而三十二颗棋子却安然无恙，连一点灼烫的痕迹都没有。他还说他原本来黄花畈的目的是打算用这副棋子换些银两回去救急的，可一直未能发现棋艺和棋德都足以受得起这副象棋的人，直到遇上大舅。大舅是极善的人，那人刚一说到他家遭了火灾就已心生同情，现在又听到人家家里遭了这样的大难还把棋德看得如此之重，要将家中传了十几代的象棋赠送自己，更是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心里盘算良久，最后决定拿些银两给刘积福，就算是买下他的棋子。可是他立即想到自己手上没有多少钱，等外公回来找他要是断断不会给的。最后三人商议决定，由大舅拿田产卖给韩伯亚，再由韩伯亚将钱给刘积福。可大舅不知那副棋子该值多少钱，就试探着问刘积福。刘积福说，听自己父亲讲，自己祖上早年曾是朝廷高官，棋子是祖上告老还乡时皇上赠与的。要说价钱，当然是无价之宝。“看得出云鹤兄是个极重友情的人，小弟真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就随便给点，有那么个意思就成。你看按一颗棋子一亩田给如何？”那人说。听了那人的话，大舅心里仍然没底，不知那副棋子到底该值多少钱，只想既是皇帝的赠品，自己拿一亩田换一颗棋子是肯定占了便宜的，就一句话没说，叫管家拿出田契，划出最好的三十二亩良田，当场就与韩伯亚签了卖田的契约。就这样，外公省吃俭用大半生积攒下的田产眨眼间就少掉了三分之一，成了韩伯亚家的田产。那个叫刘积福的外乡人当晚拿了韩伯亚家给的三百多两银子离开了黄花畈。分手时，三人恋恋不舍，像是生离死别。那人反复对大舅和韩伯亚说，去桥亭镇一定要去找他。可是，当半个月之后大舅提着他的“黑如意”和韩伯亚一道专程去桥亭镇造访他并打算三个人好好“杀”它几盘时，却发现那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刘积福这个名字。当他们问到桥亭镇一个多月前是否发生过一场大火时，那些被问到的桥亭镇人显得十分不悦，他们说 “没有，哪怕是草垛都没烧过一个”。接着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补充道：“你家才发大火哩！你们黄花畈才发大火哩！”当天，二人就悻悻回了黄花畈。

外公在秋后上佃户家收田租时才发现自己家的三十二亩良田已归到了邻村的财主韩满金家的名下。当晚，“拿不起放不下”的外公就用一根草绳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外婆也大病一场。

被人骗去了田产又死了父亲的大舅，好象没有太伤心难过，他依然沉迷于他的象棋中，对家中的田产经营情况不闻不问，他甚至直到外公去世时仍对他家剩下的那五十多亩田产的分布情况一无所知。除了秋收后的那段日子夹着帐本带着管家到各个佃户家收取地租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他都用在了读棋谱和到处找人对奕上。为了省却上门收租的麻烦，让佃户们主动将租粮送到家里来，他甚至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佃户到他家来跟他下棋，赢他一盘就减一亩田租，如果赢的盘数超过了所租田亩还另按一盘一担谷的标准给予奖励；输了也不用加租，把该交的租粮送上门来就行。这个政策一出台立即受到了广大佃户的热情拥护和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一度任田地荒芜，而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读棋谱和练习象棋上。当然最终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下赢大舅。他们怎么可能下赢大舅呢？要是能下赢大舅，大舅就不会出台这项政策了。

由于大舅整天沉迷于象棋，百事不管，渐渐便有大胆的佃户伙同管家欺骗大舅，今年说欠收，明年说虫灾，要求减免地租。大舅是一个十分好说话的人，对于佃户提出的要求一般都不会细问，何况那么多的棋谱等着他研究呢，哪有时间和心事再管别的事情呢？于是他把所有田地方面的事情都全权交由管家处理。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那些佃户后来竟发展到每年签订租约时在租契上欺骗大舅，比如实际上租了六亩四分田，租契上却来个四舍五入只写六亩。就这样，不到四年时间大舅的田产又稀里糊涂地由五十一亩变成了十九亩，用土改时期的标准划分也就是说由地主变成了富农。而这种情况他是直到管家去世时才发现的。大舅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一连多日外婆不吃不喝，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将发明象棋的人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也将大舅的祖宗十八代当然也包括她老人家自己骂了个遍。在外婆捶胸顿足的臭骂声中大舅发下毒誓：从此以后再也不摸一下棋子。为了表明他的决心，他在将每一颗“黑如意”都抚摸过一遍之后，就把它们扔进了柴火烧得正旺的灶膛。当然，“黑如意”并没有像那个叫刘积福的人所说：不怕火烧；而是很快就烧成了一粒一粒的黑疙瘩，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十九亩田地对于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辞掉管家和用人。而对农活和管理家务都一窍不通甚至极为厌烦的大舅又偏偏想继续过可以不富足但必须有管家的生活。对于大舅来说，辞掉用人尚可，辞掉管家是万万不行的。于是读了八年私塾的大舅不得不结束他夹着棋盒优游四乡的生活，像外公生前一样当起了私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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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了私塾先生的大舅，似乎依然对女人没什么兴趣。媒婆们只好将她们的热情转移到其他的少年男子身上。面对门庭的突然冷落和大舅迅速增长着的年龄，外婆经常在半夜伤心而泣。她似乎已经看到了儿子将来的落魄与凄苦。她不再跟大舅提起他的婚事，而是将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身上。我曾经含蓄地问过大舅，他当年条件那么好，为什么没有给我娶回一个舅母？你猜我大舅怎么说？他说长相一般的女人我看不上，长得好的女人我又不忍心害了人家，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女人跟了我这样的人是肯定要吃苦的。我明白大舅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舅是一个没什么责任感的人，他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负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大舅恰恰是一个太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因为他不愿意拖累别人。

然而，让我不好意思开口的是，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大舅似乎对私塾先生这个职业也缺乏应有的兴趣。他似乎对生活感到有些厌倦。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陈运开的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也走进了他后来的命运。

大舅虽然发誓不再摸棋子，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再下象棋。他怎么可能不再下象棋呢？他当初向外婆发誓时不说“不再下象棋”而是说“不再摸一下棋子”似乎就是特意为自己留了后路和余地。韩伯亚是大舅的好友，又是黄花畈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懂得下盲棋的人中的一个。因此，每到晚上，大舅便去韩伯亚那里跟韩伯亚下盲棋。就是在韩伯亚那里他认识了陈运开。

当然，大舅当时并不知道陈运开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彭泽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从芒河上游的杨梓山区来到芒河中游地区的黄花畈是受皖赣特委委派来建立共产党外围组织并发展武装力量的。他跟陈运开成为朋友并在后来加入共产党且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彭泽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仅仅是因为他对陈运开这个人“印象很好”；而他之所以对陈运开这个人“印象很好”，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陈运开跟他一样不仅读过很多书，而且也能背很多棋谱，特别是下盲棋的水平跟他不相上下。陈运开与韩伯亚结识并得以在后来以他的家为联络点在黄花畈开展革命工作，也全是盲棋帮的忙。与陈运开相识大舅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他甚至有些钦佩陈运开。一个能让我大舅钦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我大舅一般是不会轻易钦佩别人的。

就这样，在陈运开的影响下大舅成了彭泽县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并且在加入共产党不久就受命进入芒河上游的杨梓山区，出任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分队队长。县游击大队编制上虽然有三个分队，实际上二、三分队是两支松散的组织，队员基本上是芒河沿岸各村庄一些有革命倾向的农民，并不具有战斗力；只有一分队才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和保存壮大实力，县委把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选在了山高林密、群众基础较好的杨梓山区。     

虽然身兼游击大队队长和政委二职，但由于游击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所以身为县委书记的陈运开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发展壮大党的外围组织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也比较差的黄花畈一带活动，只是不时进入杨梓山区给游击队作一些笼统的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指示。这也就意味着游击大队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副大队长兼一分队队长我的大舅朱云鹤手上。这为我大舅将《易经》中的占扑学运用于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如果你有兴趣到黄花畈和芒河上游的杨梓山区去走一走，你依然可以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听到许多关于我大舅运用占扑指挥作战的故事。

我的大舅怎么忽然间又迷上占扑了呢？

前面说过，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队长陈运开跟大舅一样也是一个读书人，而且喜欢读的书跟大舅也十分一致，比如《道德经》、《逍遥游》、《隐逸传》等，再就是《周易》。尽管工作繁多，但不管走到哪里陈运开都喜欢将这些书带在身边，搁在床上靠墙的一边或枕头底下，有空就翻翻。这一习惯很容易让人想起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道德经》、《逍遥游》、《隐逸传》大舅以前都读过，只是《周易》听说深奥难懂而自己当时又整日沉迷于象棋，就没有读，家中也没有收藏。现在，虽然忙于革命活动，又时有战事发生，但那多是在晚上。白天，他和他的游击队员们的生活跟当地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他还是做着他的私塾先生，陈运开也依然以荨麻商的身份在芒河中上游两岸走村串户收购荨麻。这也就是说大舅还是有不少的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的。何况陈运开说过《周易》是本好书，里面有很多天地大道理，不可不读。有点钦佩陈运开的大舅自然就要读一读了。当然，陈运开不会想到他的这位助手是个喜欢将刚刚学到而且可能是一知半解的理论及时运用于实践的人，会把《周易》中的占卜学用来决定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以及游击队的其他的一些重要工作。我想这在大舅看来就如同当年研读棋谱之后立即将其理论运用于与人对弈上一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据那些老游击队员讲，大舅担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四年间曾先后独立指挥过不下六十次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但扑空和错失战机的时候比较多。”那些跟大舅一样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一九四0年部队北上时因离不开故土而留在杨梓山区的老游击队员们说，“不过也有算得很准的时候，算准的那几次我们几乎都是大获全胜。”“你大舅其实是很有军事头脑的，只可惜他太迷信那个东西。我们对他提意见他死活听不进。也有人向陈政委反映，可陈政委开始根本就不相信。当然县委最后还是了解到了事情真相。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你大舅立即被撤消了游击队的领导职务。我们开始还担心你大舅会想不开，就偷偷把他的手枪藏了起来，可是，你大舅根本就没把撤职这回事搁在心上，他依然整天沉迷在那个东西里。不要他用那个东西指挥打仗，他就用那个东西为当地的老百姓服务，比如占占年成的好坏，有人家的媳妇怀孕了给占占是生男还是生女；又比如有的人家孩子要定亲或订婚也会请他占占卦择个良辰吉日。可以说你大舅是我党领导干部中实践三个代表方面实践得比较早也实践得比较好的一个人。”当这些老逃兵说到大舅“用那个东西为当地老百姓服务”和大舅是我党领导干部中实践三个代表较早较好的人这两句话时，我笑得差点噎住了。可他们依然一本正经，并接着告诉我，其实我大舅的职务撤不撤都无所谓，因为这时我党已经着手对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大改编，也就是说大舅即使不被撤消职务，两个月后他所担任的职务也会自行失去。

算起来大舅总共在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兼一分队队长的位置上坐了四年。他在任的前三年，游击大队与国民党武装力量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偶尔发生的小规模战事，也多是针对“菜刀帮”的。“菜刀帮”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芒河一带的一支土匪武装，经常有小股人马在夜间进入杨梓山区干些杀人绑票的事情，为当地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只以劫财为目的，所以他们往往对抢劫对象不加选择，连分散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中的游击队员甚至游击队队部也时常受到他们的骚扰。当然，县委把剿灭“菜刀帮”确立为游击队的一项主要工作还有另外的考虑，那就是想借此扩大共产党和游击队在当地的影响。大舅在游击队副大队长兼一分队队长任上的后一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有所升级，但主要战事仍不过是对小股伪军的伏击。这也就是说，作为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我的大舅是基本上没有打过真正的大仗硬仗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的大舅给杨梓山区的人民留下一个个故事和传说。我的大舅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会不经意创造故事和传奇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我的大舅了。多年之后，回忆起那四年游击生活，能让那些已经进入耋耄之年的老游击队员们记忆犹新的仍然是“朱队长做的那些法事。” ——这些没有文化的老游击队员们习惯将大舅在每次战事开始前所进行的占卜仪式叫着“法事”。他们说大舅每次进行占卜前都要将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不吃不喝，闭门不见任何人，据说是为了“清除杂念”，直到夜阑人静的子时，才沐浴更衣，烧香焚纸，开始做他的“法事”。

随后，老游击队员们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他们生动的描述中我也仿佛亲眼看到在纸钱明灭不定的火光和菜油灯微弱的灯火里，我年轻俊秀、身着粗布对襟褂的大舅正气定神闲、表情肃穆而有些古怪地端坐于一古老的木案之后， 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中的四十九根蓍草为即将到来的战事或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作最后的决定。

“朱队长是个做什么事情都很入迷的人。只是有时有点认死理。”那些老游击队员又说，“我们也看过别的人占卦，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筷子，有的人甚至用火柴棍或随便什么棍子，可朱队长坚持要用蓍草，说古人占卦时用的就是这种草，否则断的卦就不灵。可是你要知道这种草在杨梓山区并不好找，每次都差不多要派出整个小分队寻找一整天才能找到他所要的数。”为了证实这些老人的说法，后来我曾特意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叫《易经求正解》的书，就卜卦方式进行了简单的了解，这才知道古人卜筮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龟卜（这种方式早已失传）；一是筮占。大舅采用的就是筮占。筮占要求所用的工具必须是蓍草，也叫蛐蜒草或锯齿草，用它的茎若干策，又把它们分为若干份，这叫作“揲”，然后形成卦，再根据卦象以判吉凶。蓍草虽然是一种普通常见植物，但由于在杨梓山区它多生长在山涧水边的灌木丛里，这就给大舅派出去寻找它的游击队员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所以，多年之后只要一提到大舅占卜的事老游击队员们仍颇有微词。我能理解他们，一个军事首长不将时间和心思放在研究军事理论上例如读《孙子兵法》或《论持久战》，而是整天沉迷于占卜中，这多少有点让人难以接受；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这些来自乡间的游击队员们对于占卜之类的事情一般也是认同的，问题在于大舅占断的结果很少有灵验的时候，而不灵验的结果往往导致的是军事行动的失利和人员的伤亡。

可我“有时有点认死理”的大舅却不这么认为，游击队员们告诉我，大舅一直坚持认为他占断的结果之所以常常与敌人的实际情况有出入，并不是因为他占的卦不灵，而是对方可能有一个占卦水平与他相当甚至比他略高一筹的人，从而破了他的“局”，并立即改变了他们原来的行动计划。大舅的这种说法让我差点笑出声来，因为他的这种说法让我立即想起了一句有名的电影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对于在杨梓山区度过的四年游击生活，多年之后大舅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易经》，在杨梓山区我肯定呆不到两年就会离开。”

野战军

四

抗战爆发后的第四年，原来在赣北和皖南一带活动的我党地方武装力量被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大舅和陈运开所领导的彭泽县游击大队被改编为江北游击纵队第十八中队，队伍也由芒河上游的杨梓山区转移到邻近的安徽省东至县境内。在这场武装力量的大改编中大舅离开了他的游击队，也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新四军设在皖南山区的一个联络处担任副主任，成为新四军正式编制中的一员。大舅曾告诉我，就是在此期间，因工作关系他曾多次面见曾任红十军政委、解放后任江西省第一任省长的邵式平同志和时任新四军师长后来曾出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一段接触，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自己也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大舅从报纸上看到李先念逝世的消息时，才会嚎啕大哭。但无论如何，一位远在北京的中央首长的去世竟让一个边远乡村的老人如此悲伤，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怪诞。

可惜了大舅！要是能像邵式平或李先念那样走完那条波澜壮阔的路，那么后来他就完全可能像他的许多战友一样成为省城甚至北京城里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很多以前很明朗的东西开始显得不那么明朗，大舅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更让他适应不了的可能还是越来越艰苦的游击生活。大舅似乎对自己走上这条路开始有了悔意，他犹豫，摇摆，开始考虑自己还要不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他还是一直难做决断，就在这时上级通知他和他联络处的全部人马渡江北上，当时传说是要去北方参加一场大规模的对日战役。此去艰难凶险自不必说，路长水远，更不知何日才是归期。私塾先生朱云鹤终于在这样一个时刻退却了。就在联络处人马全部收拾好行装准备北上的前夜，他们发现他们的副主任不见了。当然，大舅是在头一天晚上占过卦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在那里要卜个卦真是方便。皖南山区到处都是蓍草。”大舅说。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要占的内容是看看自己是该随部队北上还是该回他的黄花畈家乡。结果他占出的卦是“蹇 ”卦。于是他当即决定连夜离开联络处回自己的家乡彭泽。大舅没有告诉我卦里面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多问，因为我已从“蹇”这个字的字面意义推测到它在卦中所预示的一切。多年后当我为了对占卜学有个简单的了解而借来《周易》一书翻看时，我特意找到“蹇”卦，对它的卦辞卦象进行了认真研读。

《周易》中的“蹇”卦原文如下：

蹇       跛脚，困难              坎上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对《易经》我没有研究，甚至不能完全读懂。但是从“蹇”卦的彖辞和卦象的表面字义看，它似乎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大舅：东北不利，不要北上；西南有利，赶紧回你西南方的彭泽老家吧。

就这样，一束蓍草就让大舅成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逃兵。他翻山越岭、昼伏夜行，半个月后回到了他离别两年多的家乡。回到家乡的大舅首先看到的是在一年前的一场日机轰炸中被夷为平地的他家祖屋的残址。村人告诉他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已在那次日机轰炸中去世，他唯一的比他小十几岁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被一个远房亲戚领养；至于家里还剩下的那十九亩田地，也早在两年前他妹妹也就是我母亲的一场大病中易手他人。一个殷实人家的子弟忽然间成了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当然大舅不会想到这为他解放后被划为雇农成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此情此景很少心情不好的大舅也不胜忧伤，凄凉，对自己的未来一筹莫展。看到他落到这样的地步，村里的地主他的堂叔朱木年腾出自家的一间余屋给了大舅住，并拿出了一些粮食和生活必须品让大舅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落魄的一段日子。

野战军

不久传来“皖南事变”的消息，我注定成不了气候的大舅在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感到愤怒和为牺牲的战友们感到悲伤的同时心中也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了一难，并为自己卜卦灵验而多少有些沾沾自喜。“这是我占得最灵的一次卦。”大舅说。大舅还说他本来是想把他占断的结果告诉上级或联络处的同志们的，但他最后还是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我。他们总说我搞的是巫术，还说我根本就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大舅说。

可让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回到家乡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竟然没有人来找过大舅的麻烦，就好象他一直在他的家乡当着他的私塾先生，从未干过别的什么事情，更未离开过他的家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还让我不明白的是，大舅那段脱离革命的历史也没引起共产党的注意。我曾用开玩笑的口气表达我对大舅气节的怀疑，可是爱开玩笑且开起玩笑来没大没小的大舅每次都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你大舅好吃懒做，你大舅怕苦怕累，你大舅喜欢下棋喜欢占卦，但你大舅决不会当叛徒出卖同志。我要是当叛徒出卖同志就不是你大舅了。”我相信大舅说的是实话，他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更没有必要在自己日渐走向死神时还对自己的外甥撒谎。有人说可能是当时外公一个在国民党南昌市警察局任副局长的学生暗中保护了大舅。据说那个副局长小时侯因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是外公见他聪明好学不收一分钱让他进自己的私塾读的书。这个国民党警察局副局长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我自然也就没法去证实这一传说的真实与否。我的内心当然希望历史的真实正如传说的那样。

从皖南游击区回来的大舅很快就发现他在村子里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他的私塾先生的位置已经被人替代，而村子里跟他一样年纪的人所会干的一切农活他一样也不会干。以前连想也懒得去想的吃饭问题开始成为大舅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这位私塾先生的儿子，这位共产党前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当然不肯卷起裤脚露出他像女人一样雪白的腿肚子下到水田去栽禾割稻，他得寻找一种适合他自己的生存方式。

木匠、石匠、裁缝这些手艺都不是大舅愿做的，因为这些手艺都必须拜师，受人管束。而大舅是一个热爱自由而且有点叛逆的人。喜欢自由又有点叛逆的大舅决定去从事一门不用拜师又没人管束而且行动自由的手艺。他选择了货郎。现在知道这个职业的人不多了，其实它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还随处可见，在黄花畈人的眼中它一直是一门不错的手艺。它无须拜师学艺，只要不定期到六十里外的板桥镇去采货就行。所以我的大舅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就开始挑着他挂满红丝绿线的货郎担走村串户了。我曾问过大舅为什么不干脆在家里开一个小杂货铺，一来生意可以做得大些，二来省得挑着担子风里雨里的吃苦受累。大舅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像个三岁的孩子，没一点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意思。大舅笑起来总是这样，即使到了八十岁也是如此。母亲说：“你大舅几十年脾气、性格一点没改，也真是奇事。”大舅一边笑一边说：“你不知道做货郎有多好！天不管地不管不用管别人更没有别人管，嘴也糊了玩也玩了，又交了朋友下了象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说完，大舅又大笑：“我那时过得可称心了。”大舅这句话使我立即想到他们村中其他老人曾经跟我开过的那些玩笑，他们说：“还说你没舅妈呀，做过你临时舅妈的女人怕是数都数不清喽。”

想必那段挑着货郎担子游荡于四乡八村的日子，就是大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如果不是遭到1947年秋天的那顿毒打，恐怕大舅会将他的货郎担一直挑进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方圆百里一马平川的黄花畈仍在酣睡之中。而这时我的大舅已经从桃花坞村的一个年轻寡妇家出来，挑着他的货郎担上了路。显然昨夜的一夕风流快活仍在激动着我的大舅，因为不怎么爱唱歌的大舅竟然在这个早晨哼起了黄梅戏《十八摸》。虽然连一句完整的歌词都唱不出，但大舅还是摇头晃脑唱得忘乎所以。就在他唱着《十八摸》刚走出村口进入芒河边的的沙柳林时，他突然发现晨雾中站着一个手持木棍的人。大舅没有慌张，当过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大舅怎么会慌张呢？慌张就不是当过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人了。可大舅在心里还是感到有些害怕，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太莫名其妙了。他故作镇定，说，朋友，如果是缺钱用尽管开口，老弟我虽然没有什么钱，一顿薄酒还是请得起的。那人不吱声，只是对着他冷笑。笑完了便向大舅靠过来。大舅明白他要做什么，立即放下货郎担抽出扁担来应战，可那人已经先下了手。一顿乱棍，大舅很快就像一头死猪一样躺在了芒河边的沙柳林里，直至下午才被一个认识他的过路人发现……

当天晚上，货郎朱云鹤挨打的消息就像夜行的蝙蝠在方圆百里黄花畈满天乱飞。对于那个突然出现于芒河边沙柳林里的神秘男人，人们更是作出种种猜测。比较一致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说那寡妇的兄弟曾多次劝说大舅娶他的姐姐，遭到大舅的拒绝，于是就对大舅下了毒手。持这种说法的人的证据是几天之后那个寡妇回娘家时曾跟她弟弟狠狠吵过一架，有人听见她骂她的弟弟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第二种说法是说对大舅下毒手的那个人是寡妇的另一个情夫，并说那个寡妇是逢单日跟我大舅睡，逢双日跟那个男人睡，而大舅之所以挨打就是因为那晚他在一个朋友家下棋下得太久“下昏了头”，结果记错了日子。尽管两种说法大相径庭，但在大舅是因寡妇挨打和大舅的男根是在这场武力侵袭中遭到重创这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我也觉得这两种说法应该有一种说法是接近事实的，因为我的大舅的确是终身未娶。但我无论如何还是对这两种说法心存疑虑，总觉得当过游击队副大队长的大舅即使遭人毒打也不应该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应该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比如赌博欠下了人家一笔钱；或者干脆是遇到一个杀人越货的毛贼。我曾不止一次用含蓄委婉的措辞试图从大舅那里打听到当年事情的真相，可每一次大舅都吱吱唔唔、语焉不详。有一次可能是我的措辞过于直露，很少发脾气的大舅竟然对我勃然大怒，骂他的妹妹怎么生了我这么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大舅的怒骂却一点也没有让我生气，我甚至差一点笑出声来，因为我发现大舅的怒骂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我再怎么对他不恭好象也不能算作“吃里扒外”。显然读了八年私塾，古文功底比我还要深厚的大舅是怒不择词。但大舅毕竟是大舅，在骂完我之后仍没忘记用循循善诱的口气对我说：“你为什么就没想到可能是我当游击队长时的仇人，比如‘菜刀帮’的人在报复我呢？”

野战军

五

大舅的家乡黄花畈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天获得解放的。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刚刚由长江北岸抵达长江南岸的彭泽县城时，黄花畈上的老百姓姓们就纷传这支由安徽省西北部的大别山区打过来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三十七师一一O团的部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彭泽县游击大队的第一分队。这消息让大舅百感交集，他不由得想，如果当年自己没有被撤消职务，或者后来与联络处的同志们一起北上了，那么现在率领队伍回来解放自己家乡的将不是别人而是他。那将是多么让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大舅虽然喜读庄子并推崇老庄哲学，但这并不等于说我的大舅就一点虚荣心都没有，要是说他一点虚荣心都没有那就太不客观太不真实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大舅没有后悔，因为他相信命运，他相信一九四0年深秋皖南山区那几根蓍草在数量上的神秘变化早已预示了他后来的命运。但我的大舅，这位彭泽县游击大队第一分队也即现在的解放军一一0团的前领导人还是决定去会会当年的战友们。我的大舅朱云鹤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怎么能不去会会跟他一起生活战斗了四年的战友们呢？大舅当然要去，大舅应该去。

可是，大舅未能会到他的战友们。当他挑着挂满红丝绿带的货郎担离解放军的临时营地还有差不多一里地时，那些年轻的战士立即把他当成国民党特务给抓了起来。他们问大舅是不是想来这里刺探情报。大舅说不是，当然不是，我恨不得为你们刺探情报哩。大舅说自己来这里是想会会自己的老战友，并特别对那些年轻的战士强调指出，他们所在的这支部队的十年前的第一任首长“正是鄙人”。大舅在提到自己时虽然很谦虚地称自己是“鄙人”，但那些年轻的战士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他们甚至在他还没说到“鄙人”时就忍不住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他们说：“你怎么不说你昨天还跟我们的李司令员一起下过棋呢？”大舅问：“你们说的李司令员是不是李师长李先念同志？我还真的跟他下过棋，不瞒你们说李师长打仗行，听说木工活也干得好，但下棋还真不是我的对手。”那些年轻的战士立即又大笑起来，有的笑得直打喷嚏，他们一边笑一边说：“你们听，你们听，他还说他跟我们的司令员是‘同志’呢，他还说他跟我们司令员下过棋呢。你没发烧吧？你不是在说梦话吧？”有一个小战士还揶揄他：“你怎么不说我们的司令员还挑过货郎担跟你一起卖过货呢？”这时大舅显然有点急了，竟慌不择辞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大舅说了句什么话呢？大舅说“李师长有没有做过货郎我不知道，但我听李师长自己讲他曾经做过木匠。”这句话说完也就罢了，问题出在大舅还接着补充了一句：“我今天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有理说不清’了。”我们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们当然不爱听这样的话，何况做了多年货郎的大舅的形象也不怎么像“秀才”。话说得不中听，自己又不像“秀才”，事情就有点麻烦了。一个被其他战士称为“方排长”的人显然没兴趣听他再说下去，而且似乎对一个货郎用随便、亲切的口吻谈他们的司令员有点愤怒，于是他决定把大舅关起来，他摘下自己腰间的手枪，往跟前的一张破椅子上一拍，说：“先押下去，等把情况弄清楚了再作处理。”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个战士就端起了枪，并对大舅示意叫他跟他走，大舅这时才感觉到事情有点严重，他之所以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是因为他由眼前方排长的举动想起十年前当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自己，那时凡是有什么人把事情弄得有点严重了他也是这样命令他部下的，而且也会摘下手枪（当然他的手枪没有眼前这位排长的好）往桌子或椅子上一拍吓唬吓唬对方，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想到方排长竟然采取跟自己一样的方式吓唬人，大舅就觉得有点好笑，觉得有点好笑就真的笑出来了。一个货郎在解放军战士端起枪要把他押走关起来的时候还敢笑，这让方排长很不舒服，方排长严厉地问：“你笑什么笑？”大舅说：“没想到你吓唬人时跟一样，我当年吓唬人时也是拿起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这下战士们笑得直不起腰了，他们说：“你们听到没有，他说他也拿过手枪，他还说他当年吓唬人时也是像我们方排长一样拿着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哩。”大舅觉得越往下说越说不清楚了，这时他忽然想到早就应该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他的名字在十年前的彭泽县境内有谁不知有谁不晓呢？于是大舅慢慢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请你们通报一声你们的首长，如果能向李司令员通报当然更好——就说我，朱—云—鹤见他来了。”那些战士笑得更厉害了，他们笑得直发抖，他们一定觉得这个人不象国民党特务而更像一个神经病人。他们笑完之后就把他关进了隔壁的房间。出于慎重，他们还是把情况向团首长进行了通报，可是几位团首长都说“没听说过这个人”，有一位首长还补充说既然当过游击队长现在怎么又当起了货郎呢？笑话，笑话，天大的笑话！说完就真的笑起来了。

大舅被关了两天之后，由于部队要去别的地方打仗，而大舅好象也不象是什么坏人，顶多也就像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于是就给放了。

后来才知道，解放彭泽的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一0团的前身根本就不是游击队，更不是彭泽县游击大队的第一分队，而是一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部队，他们的司令员也不是李先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朱云鹤呢？

野战军

五

大舅的家乡黄花畈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天获得解放的。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刚刚由长江北岸抵达长江南岸的彭泽县城时，黄花畈上的老百姓姓们就纷传这支由安徽省西北部的大别山区打过来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三十七师一一O团的部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彭泽县游击大队的第一分队。这消息让大舅百感交集，他不由得想，如果当年自己没有被撤消职务，或者后来与联络处的同志们一起北上了，那么现在率领队伍回来解放自己家乡的将不是别人而是他。那将是多么让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大舅虽然喜读庄子并推崇老庄哲学，但这并不等于说我的大舅就一点虚荣心都没有，要是说他一点虚荣心都没有那就太不客观太不真实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大舅没有后悔，因为他相信命运，他相信一九四0年深秋皖南山区那几根蓍草在数量上的神秘变化早已预示了他后来的命运。但我的大舅，这位彭泽县游击大队第一分队也即现在的解放军一一0团的前领导人还是决定去会会当年的战友们。我的大舅朱云鹤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怎么能不去会会跟他一起生活战斗了四年的战友们呢？大舅当然要去，大舅应该去。

可是，大舅未能会到他的战友们。当他挑着挂满红丝绿带的货郎担离解放军的临时营地还有差不多一里地时，那些年轻的战士立即把他当成国民党特务给抓了起来。他们问大舅是不是想来这里刺探情报。大舅说不是，当然不是，我恨不得为你们刺探情报哩。大舅说自己来这里是想会会自己的老战友，并特别对那些年轻的战士强调指出，他们所在的这支部队的十年前的第一任首长“正是鄙人”。大舅在提到自己时虽然很谦虚地称自己是“鄙人”，但那些年轻的战士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他们甚至在他还没说到“鄙人”时就忍不住发出了哈哈哈的笑声，他们说：“你怎么不说你昨天还跟我们的李司令员一起下过棋呢？”大舅问：“你们说的李司令员是不是李师长李先念同志？我还真的跟他下过棋，不瞒你们说李师长打仗行，听说木工活也干得好，但下棋还真不是我的对手。”那些年轻的战士立即又大笑起来，有的笑得直打喷嚏，他们一边笑一边说：“你们听，你们听，他还说他跟我们的司令员是‘同志’呢，他还说他跟我们司令员下过棋呢。你没发烧吧？你不是在说梦话吧？”有一个小战士还揶揄他：“你怎么不说我们的司令员还挑过货郎担跟你一起卖过货呢？”这时大舅显然有点急了，竟慌不择辞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大舅说了句什么话呢？大舅说“李师长有没有做过货郎我不知道，但我听李师长自己讲他曾经做过木匠。”这句话说完也就罢了，问题出在大舅还接着补充了一句：“我今天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有理说不清’了。”我们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们当然不爱听这样的话，何况做了多年货郎的大舅的形象也不怎么像“秀才”。话说得不中听，自己又不像“秀才”，事情就有点麻烦了。一个被其他战士称为“方排长”的人显然没兴趣听他再说下去，而且似乎对一个货郎用随便、亲切的口吻谈他们的司令员有点愤怒，于是他决定把大舅关起来，他摘下自己腰间的手枪，往跟前的一张破椅子上一拍，说：“先押下去，等把情况弄清楚了再作处理。”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个战士就端起了枪，并对大舅示意叫他跟他走，大舅这时才感觉到事情有点严重，他之所以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是因为他由眼前方排长的举动想起十年前当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自己，那时凡是有什么人把事情弄得有点严重了他也是这样命令他部下的，而且也会摘下手枪（当然他的手枪没有眼前这位排长的好）往桌子或椅子上一拍吓唬吓唬对方，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想到方排长竟然采取跟自己一样的方式吓唬人，大舅就觉得有点好笑，觉得有点好笑就真的笑出来了。一个货郎在解放军战士端起枪要把他押走关起来的时候还敢笑，这让方排长很不舒服，方排长严厉地问：“你笑什么笑？”大舅说：“没想到你吓唬人时跟一样，我当年吓唬人时也是拿起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这下战士们笑得直不起腰了，他们说：“你们听到没有，他说他也拿过手枪，他还说他当年吓唬人时也是像我们方排长一样拿着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哩。”大舅觉得越往下说越说不清楚了，这时他忽然想到早就应该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他的名字在十年前的彭泽县境内有谁不知有谁不晓呢？于是大舅慢慢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请你们通报一声你们的首长，如果能向李司令员通报当然更好——就说我，朱—云—鹤见他来了。”那些战士笑得更厉害了，他们笑得直发抖，他们一定觉得这个人不象国民党特务而更像一个神经病人。他们笑完之后就把他关进了隔壁的房间。出于慎重，他们还是把情况向团首长进行了通报，可是几位团首长都说“没听说过这个人”，有一位首长还补充说既然当过游击队长现在怎么又当起了货郎呢？笑话，笑话，天大的笑话！说完就真的笑起来了。

大舅被关了两天之后，由于部队要去别的地方打仗，而大舅好象也不象是什么坏人，顶多也就像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于是就给放了。

后来才知道，解放彭泽的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一0团的前身根本就不是游击队，更不是彭泽县游击大队的第一分队，而是一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部队，他们的司令员也不是李先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朱云鹤呢？

野战军

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神童岭村除了几家有钱人外，没有人不高兴，大舅当然也高兴。但就在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驻扎在神童岭村的土改工作队却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让他们颇感头痛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原来他们在给我大舅定成分这件事情上遇到了麻烦。他们不知道该给我大舅定什么成分。研究来研究去，又是找群众摸底，又是调查黄花畈地主土地出租情况，最后他们给他定了个雇农。我直到现在都没明白他们是依据什么给一个既没有雇主且连田都不会种的货郎定为雇农的。据说土改工作队的依据就是他没有房产也没有田产。这在城里好办，可以现成地定个工人，可农村没有这个成分，所以他们就只好给大舅“套”了个跟城里工人差不多的成分——雇农。而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土改工作队为大舅成分的事愿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黄花畈上所有地主的土地出租情况进行调查，却没想到花上一点时间对大舅个人的历史作一番调查研究。更让人不明白的是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公社革委会和生产大队的一任又一任的干部同志们对大舅那段光荣史的嘎然而止也未曾产生过半点怀疑。他们竟然连一句为什么都没问就相信了这样一种说法——朱云鹤同志是在新四军与日本鬼子的一次战斗中与部队走散的，从此失去了跟部队的联系,也失去了跟党组织的联系。

我当然能够猜到这一说法出自于大舅自己的编造和虚构，并多次半真半假打趣大舅，说他混淆是非，编造历史，往自己脸上抹彩。大舅也不生气，一连说了几句例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物因时而变，人因势而变”之类的话来为自己的不诚实做理论依据。说完还不忘补充说明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撒谎。我却因大舅将自己与俊杰和好汉联系在一起而笑得喘不过气来，大舅说你笑什么，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不撒一两个谎呢？关键是看在什么事情上撒谎，无害于人又有利于己的谎就应该撒。大舅又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说法。

不过我们还是得承认，大舅是有远见的，他的这次撒谎对于他的后半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次撒谎，后来的几十年里大舅就不可能过着整日钓鱼摸虾、不事稼穑，却照样参加生产队分粮分油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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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改工作队莫名其妙地给大舅按了一个雇农的成分，这当然很好，作为神童岭村唯一的一个雇农，土改工作队在做任何分田分地分财产等为广大贫下中农谋利益的工作时，首先想到的人都是我大舅朱云鹤。可是大舅却不是很领土改工作队的情，例如在处理地主朱木年家的房产时，大舅就坚持不肯要土改工作队分给他的房子，他说朱木年是我堂叔，他那点家产是几代人省吃俭用，甚至过着比很多贫下中农还苦的生活才积攒起来的，我怎么能“强占”他的房子呢？再说我一个人住那么大一间房子也太浪费，太冷清了，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已经够我住了，你们给别人吧，我还是住自己的房子好。土改工作队队长当即就说大舅“觉悟既很高又很低”。说他高，是因为他不像其他村民争着要好房子，而是主动提出把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别人；说他低，是因为他阶级立场不坚定，不能跟地主阶级划清界线。他在批评教育了大舅几句后对他说，现在你住着是大，以后成了家有了小孩就嫌小了。大舅说谁知道以后成不成家呢。工作队便怀疑大舅是被压迫久了对地主阶级怀有恐惧情绪，就找来村民问情况。村民说，他怕地主？地主怕他还来不及哩。工作队队长也没细问为什么“地主怕他还来不及”，只是说“地主怕就好，地主怕就好，这房子非分给你不可了。你愿意也得住，不愿意也得住，谁也别想跟你争。”最后还强调说：“雇农就是雇农，思想觉悟就是要比一般人高。”

就这样，大舅住进了他的堂叔朱木年家最好的一厢房子，由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农村流氓无产者”（这是我擅自给我大舅定的成分，我觉得比土改工作队定的“雇农”要更科学、准确些，当年我开玩笑地将这个成分赠送给大舅时，大舅也说“好象更贴切些”）蜕变为神童岭村最富有的一个人。

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雇农”曾经是一个挺不错的身份，就像现在的企业家一样。因此，我的大舅朱云鹤虽然已经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单身，但在媒婆们看来仍然跟那些年轻后生一样具有吸引力。可是问题是我的大舅似乎仍无意于结婚成家，每当那些媒婆们刚要张口跟他搭讪时，他总是用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把她们的嘴给堵上，他说：“介绍别人做什么，你自己改嫁给我算了，我就喜欢别的男人用过的女人。”说完还哈哈大笑两声。那些媒婆并不生气，只是接着大舅的话说：“还不知道你那根东西管不管用哩，嫁给你还不如去做尼姑。”或者说：“看来你是做单身汉做上瘾了。”慢慢的，她们不再给大舅提亲。

此后四十多年，直到去世，我的大舅仍一如既往地过着他的单身生活。鉴于当了雇农之后的大舅其人生经历越来越缺少传奇色彩，也就是说可读性不强，因此在这里对他在解放初期和人民公社化时代的生活经历只作概括性叙述。

因为读过八年私塾又当过私塾先生，所以一解放大舅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神童岭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虽然大舅对教师这个职业缺乏起码的兴趣，但他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新成立的村委会的这个安排。原因很简单，货郎这一他所热爱的职业因为明显地带有旧社会色彩而被新政府明令禁止，如果不做老师大舅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下田种庄稼。而我读了八年私塾又当了四年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大舅是断断不愿种庄稼的，其实他也不会种庄稼。就这样，大舅虽然缺少热情却还是十分认真地在神童岭村小学当了七年老师，直到一九五八年神童岭村改叫东方红大队，所在的黄花畈乡也改叫黄花畈人民公社为止。在这七年时间里大舅基本上享受着与村委会的干部们同样的待遇。本来，凭着大舅的才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他是完全可以把老师一直当下去的，可是，可是他的性格也或许是象棋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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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贫下中农香如鲜花；地主、富农臭若狗屎，大多数贫下中农都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与他们划清了界线。进入人民公社后，广大社员的阶级觉悟更是空前提高，将双眼擦得雪亮，时刻提防着阶级敌人把自己拉下水。可是，自诩为“俊杰”的大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却一点也不“识时务”，始终保持着与邻村地主韩伯亚的亲密接触，具体表现为几乎每个夜晚都要到韩伯亚家去跟他下棋。为此，东方红大队革委会全体成员专门开了一个“通气会”，并把大舅也请了去，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一致提醒大舅，叫他要注意影响，不要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倒，并暗示他如果他的阶级觉悟老是不能提高，没有人能保证他的位置不会被别人代替。可大舅不仅没有对党组织的关心表示感谢，也没有对自己的思想觉悟不高和阶级立场不稳定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还反驳革委会的领导同志说，地主怎么啦？我又不是跟他在一起谋反！不就是下两盘棋么，几十年的朋友了，他能拿什么糖衣炮弹打我？再说地主未见得个个都坏，有的说不定比贫下中农还好哩，人家韩伯亚在解放前就帮过共产党不少忙；贫下中农也未见得个个都好，有的人恐怕比地主还要坏。就是这几句话，几天之后大舅就要开始为它付出代价了——经东方红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开除大舅的村小教师职务。接替大舅的是一个刚刚在大舅手上扫完盲的年轻人。

大舅虽然是“做过大事的人”，但眼前突然出现的这点变故还是让他顿感前途茫然。他为自己即将成为一个顶烈日、冒风雨插禾割稻的庄稼汉感到害怕甚至恐惧。然而世事难料，“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在此好运飞走之时，彼好运正悄悄降临。大舅还没来得及到畈上的稻田里拔来蓍草给自己卜卜卦，大队革委会就专门派了会计来通知他：从即日起他开始享受五保户待遇。多年后当我问及大舅大队是依据什么把他评为五保户时，大舅竟然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最后竟答非所问地反问我：“你能不能告诉我五保是哪五保？”让我当时笑得直流眼泪。

其实我直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东方红大队革委会当年为什么让四十才刚出头的大舅早早就当起了五保户。为了弄清原因我曾专门到我现在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民政部门进行过咨询，一位业务精湛、对解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所有有关五保户工作的文件和条例都能倒背如流的名叫李洱的老民政干部接待了我，他在对解放后每一阶段的民政工作作了细致讲解后才正面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一、五保户必须经生产大队现在叫村以上的组织确认评定。二、被评为五保户的人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也是必要的条件：1、无儿无女，孤寡一人。2、丧失了劳动能力。第一个条件大舅显然是达标的，虽然他也从一位远房堂兄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但那毕竟只是名义上的，对他的衣食住行并不负责任。而第二个条件怎么说大舅当时的情况都差得太远。可惜当时给大舅定五保户的那些革委会的同志都先大舅作了古，不然我一定会再去向他们请教。在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我只好将我咨询到的有关五保户的评定条件提供给大舅，让他据此作出推测。大舅想了想说：“可能是大队革委会的人看文件时把第二个条件看漏了；或者在他们看来没有种过田和不会种田就算是丧失劳动能力。你要知道他们都没什么文化，对文字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我还是觉得大舅的分析和推测有些牵强，在我看来，大队革委会的同志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让学问渊博的大舅教书而让一个刚刚扫完盲的年轻人教书有点对不起大舅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于是就送他一个五保户算是作为一种补偿。当然我也曾经听到过流传于黄花畈民间的另一种说法，说是大舅之所以被定为五保户是因为他给大队革委会主任朱华泽送过两个金元宝，而这两个金元宝是他在当彭泽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时从“菜刀帮”帮主陈伦水手中缴获然后截留下来的。我当然不可能相信这一说法，正如大舅所说“要是有两个金元宝谁还愿当五保户？你以为五保户是‘光荣家属’呀！”

尽管五保户不是“光荣家属”，但大舅还是很乐意当的，因为它直接给大舅带来的好处就是不用下地种庄稼。为了让自己的五保户能当得名正言顺，当得长久平安，大舅意识到他必须从现在开始“里里外外都要像个五保户的样子”，否则，难免会招致东方红大队广大社员的妒忌，虽然请他们当五保户他们都不会当，但要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养一个假五保户心里总还是不舒服。

为了让自己“里里外外都像五保户的样子”，接连下来几天大舅都足不出户，有朋友几天不见他人，就来他家探探究竟，大舅听到门外走近的脚步声，立即躺到床上，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人家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也没啥病，就是身子发软，关节发酸，没有力气，在家静养静养就会慢慢好起来的。人家就也顺着他的话劝他几句，叫他要多注意身体，少劳累，多歇息。接下来大舅又不失时机地对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新制度赞美一番，说要是在解放前像他这样无儿无女身体又不好的人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又过了几天，当大舅再次出现在东方红大队广大社员的视线里时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一副摸样：以前用两只水桶挑水的他现在用一只水桶提水；以前走起路来腰板挺直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气宇轩昂的他现在步态犹豫、走上一段就要停下来歇歇，给人感觉像是走得很辛苦；以前很少咳嗽的他现在时不时就会干咳两声，就像是一个肺结核病人……开始，东方红大队的广大社员对朱云鹤同志的这一突然变化多少有些不习惯，但时间一长，就觉得他好象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时间会改变一切。”这是大舅在世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我想大舅之所以经常说到它，就是因为他曾得到过“时间”恩赐的种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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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多月之后大舅就开始感到五保户的角色也不好当：他不便经常上别人家聊天，也不便去韩伯亚家下棋，更不便像做货郎时那样走村串户，游荡四乡。一句话，当了五保户之后的大舅言谈举止都不得不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显然让喜欢自由自在、按自己心意生活的大舅无比难受，大舅开始怀念他的货郎生活。他决定要让自己重新过上货郎一样的美好生活。我聪明的读了八年私塾的大舅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通往美好生活的入口：给生产队当牛倌。当他以一个热爱集体的公社社员的口吻向生产队长提出这一要求时，他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队长还当面表扬了他，说他“到底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思想觉悟就是要比普通社员高。” 就这样，当上了五保户兼生产队牛倌的大舅又开始了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新生活。 每天早晨，当社员们上工之后，头晚又到韩伯亚家过了一把棋瘾的大舅才慢慢吞吞起床，将头晚有意留下的剩饭热过吃了，然后就提上鱼竿去生产队的牛棚赶牛——自当上牛倌之日起大舅就开始有意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往钓鱼上面转移。为了不引起社员们的注意，大舅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社员们上工去了之后才出门，收工之后才回家，而且原则上做到不与社员们在同一视域内出现，比如社员们在村西干活，他就去村东放牛，连村南村北都绝对不去，以免不小心走入社员的视野。为了稳妥起见，大舅甚至对钓竿做了改进：他将原本很长的钓竿锯成三段，又将中间的关节打通，然后在两处接头的地方箍上四截可以套起来的铁筒，这样，出门和回家时他就可以把钓竿收成一根赶牛用的普通竹棍（不知是否是受了大舅的启发，多年之后这种可以伸缩的钓竿成了黄花畈钓鱼爱好者使用最普遍的钓竿），从而蒙蔽了广大社员雪亮的眼睛。 有一点记忆力的人都还记得，我大舅爱上钓鱼的那个年代水塘里的鱼不仅多而且也远没现在的鱼狡猾、精明，非常好钓，所以一般情况下大舅每天都能钓上个五六斤七八斤，钓十几二十斤也不是没有的事。钓上那么多鱼怎么办？大舅不可能拿它们去送人，那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大舅就是餐餐吃鱼把鱼当饭吃也吃不了这么多呀，怎么办呢？大舅自然有办法，他来到邻近的黄岭公社所在地，把鱼卖给国营商店或邮电所的那些国家干部们，然后再带着卖鱼的钱到国营餐厅美美吃上一顿。据大舅回忆，他当年吃得最多的是肉包子和猪肝汤。美美地吃上一顿之后一般都还会剩下几毛钱，大舅就拿去买一毛三分一包的“海鸟”或二毛八分一包的“庐山”抽。如果还有钱剩他就拿去买连环画看。总之，大舅是不会提着一大串鱼或用卖鱼的钱割了一大砣肉回村的，正如大舅自己所说“只有傻瓜才会那样做。” 当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鱼钓的，比如冬天或刮大风的日子就不能钓鱼，不能钓鱼的日子大舅一样过得很舒服，比如，找一处张阳或避风的田坎，躺在那里背背棋谱看看连环画，或干脆睡上一觉。大舅说了，只要你是有心人，“什么样的日子你都可以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 大舅舒服的日子就这样一直过到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时，黄花畈公社又改叫了黄花畈乡，东方红大队又改叫了神童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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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恶不作

我真服了你了
每天都搞这么长的文章来骗分

野战军

1983年初春的一天，我的大舅朱云鹤像往常一样前往大队部看报纸（隔几天上大队部看一次报纸是大舅几十年不改的习惯），当他看到他当年的通讯员如今当上了省里的主要领导时，竟突发奇想，要他过继的儿子带上他的亲笔信去省城找那位主要领导办一个证明自己当过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和新四军某联络处副主任的证书，好到县里或公社去领取专门发给老干部的那份优抚金。大舅突发此想与当时农村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有一定关系，当时生产队正在把土地分给社员自己种，大舅也分到了一份。而这时的大舅已经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不要说不会种庄稼，就是会种也种不动了。而生产队似乎不再打算管他的事，他那个徒有名分的儿子似乎也不想管，吃饭问题再次成为大舅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他决定去找他当年的通讯员。当然，大舅那个名义上的儿子最后并没有真的去省城，因为不久那个通讯员就亲自看大舅来了。

那是公元1983年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日子已经与陶渊明的名字一起被永远地载入江西省彭泽县的县志。用当年我们县委宣传部编印的《新闻简报》和县广播站播音员的话讲，那是一个“山欢水笑”的日子。这天之所以“山欢水笑”是因为中央的一位副部长和省里的一位重要领导来到了我们县，来到了我们县的黄花畈公社东方红大队。陪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省里的其他几位领导和地区的几乎全部主要领导。另外还有几位外省来的同志，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在同一天里来到我们县，来到我们县的黄花畈公社东方红大队做什么呢？他们是来看望他们的老首长的，具体一点说就是来看望我大舅朱云鹤的。出面邀请他们前来的当然不是我大舅，我大舅怎么可能会邀请他们呢？一个虽然身份是农民却根本不把资格在李先念以下的领导干部放在眼里的前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怎么可能会亲自出面邀请自己的部下来看望自己呢？出面邀请他们的是我们县的“抗日老战士联谊会”。这是一个成立不久的联谊会，是在“地委和县委领导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成立的。为什么地委和县委的领导突然要“亲自关怀和指导”成立这么个联谊会呢？就因为他们都知道省里的那位主要领导是从我们县开始他革命斗争生涯的，曾在我们县生活战斗过四年。而且他们还知道中央的那位副部长也曾经在我们县与省里的那位主要领导一起并肩战斗过。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可是当联谊会成立后他们才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让省里的那位主要领导和中央的部长跟谁联谊呢？因为地县两级党史办经过近一年的多方查找和联系，发现当年跟两位领导一起战斗过的那些老战士要么早已牺牲，要么在解放后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依然活着留在本县的都是些在“皖南事变”前就已脱离了革命队伍的人，而他们连姓名都无人知道，只有一个人查有姓找有名，这个人就是我大舅朱云鹤。这个发现让地县领导兴奋不已，但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事情有点麻烦：“硕果仅存”的这个叫朱云鹤的老头眼下不仅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五保户而且当年还未曾将革命进行到底，未曾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说还恰好是当年本县所有“抗日老战士”的最高首长，也就是说中央的那位副部长和省里的那位主要领导当年都曾是这个未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的部下。这当然是一个让人很敏感也很尴尬的问题，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地县的领导们不头痛是不可能的。但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们有的是办法，他们在先期寄给两位领导的试探性的邀请函中根本不提“老首长”这个称呼，而是似乎一笔带过似地在结尾写了句“本县尚有一位名叫朱云鹤的老战士还健在”的话。他们没想到两位领导立即亲自打了电话过来，声音激动地说“没想到我们的老首长还活着”，并告诉地区和县里的领导，他们两人将于某月某日一同前来“看望老首长”。地县的领导们显得比两位首长更激动，在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就轻车简从前往黄花畈公社看望大舅。当县里的这位主要领导在一大群公社和大队干部的陪同下来到东方红大队我大舅破败不堪的家门前时，我年逾古稀的大舅正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席地坐在他家的墙根下和村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下象棋。当村里的干部向他介绍来看望他的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时，大舅连头也没抬一下，说：“我正忙着哩，没时间陪你们。”说完接着下他的棋。接下来，领导们只好站在那里看棋了，除了小男孩悔棋时大舅大声嚷嚷着要割他的小鸡鸡外，再没有其他的声音。其间曾有性情暴躁的大队干部想表示一下他的愤怒和不满，但都被有涵养的县领导及时制止了。领导们就这样在那里尴尬地站了一个多小时。当发现村民们越围越多时才悻悻离开。这时，心思一直在棋上的老农民朱云鹤忽然冒出了一句只有城里才说的“再见！”逗得围观的村民们大笑不已。

野战军

尽管大舅态度不好，但县里的领导一点也不计较，第二天还是按原计划派人送来了崭新的被子、衣服、锅碗瓢盆以及家具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整个黄花畈公社也就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且锁电视机柜的钥匙由公社书记亲自掌管），还专门叫人将大舅几年也难得打扫一次的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使大舅的生活水平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可是我的大舅却连谢谢都没说一声就全部“笑纳”了。这还不说，本来人家送来这些东西就是要给中央和省里的领导看的，可我该死的大舅偏要跟县里的领导过不去，在得知他当年的通讯员要来的头一夜，叫他那个过继的儿子将那些东西全搬到他家里去了。当然几天之后又被搬了回来，除了那套家具——这是在事前约定好了的。我想，时有惊人之举的大舅可能并没有太多别的什么意思，他只不过是想搞点恶作剧跟我们的县领导开个玩笑罢了，谁叫他也当过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而且比较推崇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呢？

没多久，大舅那个已经当上省里主要领导的前通讯员和那位当了中央副部长的前游击战士看大舅来了。跟他们一同来的还有几位在外省担任厅级领导的老部下。见到自己多年不见的老部下大舅当然高兴，那些老部下们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都说以为老首长在“皖南事变”中殉难了，不想还活着。老部下们说，老首长几十年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罪，是我们这些部下失职啊。大舅说，没有啊，我觉得我过得不错啊。不信你们问我们村里的小孩去，连他们都说村里过得最快活的人就是我。接下来他就讲出了庄子的那句名言。讲完后还哈哈大笑了两声。其时省里和地区的电视台的摄像机都正用特写镜头对着他。另外还有难计其数的照相机。

大舅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很快在我们县的知识分子中不胫而走，并迅速传遍全县，然后是全地区。因为大家都从电视里听到了大舅的话。后来我们县的一些懂得“子非鱼焉知鱼非乐”的知识分子都一致认为地区电视台记者和编辑的水平就是要比省里的差，理由是大舅讲这句话的镜头省里的电视台在播放全省新闻时删掉了，而地区电视台不仅播出了镜头，还让大舅在镜头里原封不动地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说了一遍。

大舅是1993年去世的。只是患了一场重感冒就走了，没遭什么罪。从生理的角度讲大舅的一生的确是无病无痛也没劳过什么筋骨的，因此也基本上可以说没吃什么苦。只是我总觉得他的一生实在是过得有些潦草和马虎，因为凭他的知识才智凭他良好的人生起点他怎么着都应该过得像那么回事，过得比很多人都好。我所有的朋友听我讲完大舅的故事后也都深为大舅惋惜。可大舅却坚决认为自己过得很好（要不然他就不会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了），而且问题是连他村里的那些孩子也都说他是全村过得最快活的人。这就让我有点糊涂了，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谁的脑子出了问题，不是大舅和他村里的那些孩子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

野战军

全文结束！
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看《水上漂》奇幻的故事情节，引人深入！

无恶不作

居然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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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最近在看《鬼吹灯》系列呢！

WUFAN1027

有时间看下

敬业乐群

LZ比额还敬业，屁服！